進入經濟停滯階段后，日本政府的對策不夠高明，說到底，是改革的滯后。
曾幾何時，日本“政府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成為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模仿的對象。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突然沉淪，至今20年，GDP規模止步不前，其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位置也被中國取代。與歐美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可謂“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其中既有經濟基礎與外部環境變化的原因，也有政府決策失誤的因素。
回看日本長期較高速增長之因
——以技術進步為動力兼顧效率與公平。
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面臨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關鍵時刻，之所以能夠越過這個關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高速經濟增長期，不僅實現了“相對共同的富裕”，而且其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由技術進步來推動，由市場來推動，更有效率，也更有后勁。
——中小企業的作用不可忽視。
民間大企業作為經濟活力的中心源，帶動了一大批中小企業的發展。以豐田汽車為例，它不僅有為數眾多的子公司、孫公司，也有與其等量齊觀的合作企業，更多的則是通過承接豐田的零部件等訂單實現穩定發展的中小企業。作為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小企業接納了大多數的就業人口，而其中又有很多是從農村地區遷移至城市的青壯年，使過去在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村人口大大增加了收入。而青壯年遷移至城市，又大大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擴大了消費基礎、提高了消費水平，從而為高速增長產生的大量供給提供了必要需求，實現了經濟良性循環。城市化培養了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從另一個側面也使日本的社會能夠長期保持穩定，避免了許多后進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的社會動蕩。
——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與條件。
外向型經濟的確立對日本而言至關重要。日本得益于冷戰格局下特殊的“全球化”，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引擎”，在日本發展的前半期對其幫助甚多。首先，美國對日本實際上是不對稱開放，即美國對日本產品進口尺度較寬，但默許日本封閉本國市場。其次，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長期維持1美元兌360日元的匯率，被低估的日元幣值無疑增強了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第三，技術、管理方法的引進大大提升了增長的質量。經濟發展初期，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先進技術，模仿的同時進行創新，大大提升了勞動生產率，保證了經濟能夠持續高速增長。
日本政府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首先，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力相對較大。與信仰自由主義的歐美不同，日本素來強調國家的作用。日本并沒有因被美國占領而完全引進美式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政府“指導”經濟的日本模式二戰后得以延續。
據日本經濟學家的測算，1960～1973年即所謂高速增長期，貢獻最大的是資本投入的不斷上升。國家通過對有增長前景的新興產業實施保護培育政策，如提供低息貸款、出口稅收優惠及優先提供外幣配額等，調控投資的方向，來實現國家的經濟增長目標。國家對金融、證券和保險業實行強勢管制，大藏省(即現在的財務省)則采取所謂的“護送船隊”式的金融行政體制，對那些因經營問題而陷入困境的金融企業，為了讓它們可以繼續生存，日本的行政官廳通常會出面干涉，保持這一行業全體的穩定性。這種保護，在“經濟培育期”是無可厚非的，進入成熟期后其弊病才逐漸顯露。
其次，日本政府對地方經濟的強力投資促進了社會整體的均衡發展。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因為地理與歷史條件優越，發展最快。在高速發展中，這種差距有可能會越來越大。但在政治家的層面，他們又有動力去實現經濟平衡，原因在于那些不發達地方往往是執政的自民黨許多議員的票田，因此，政治家希望國家增加投資來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為自己增加選票。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公共投資建設”(即基建)就應運而生。從1966年開始，日本政府就發行建設國債來推動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不發達地區的基建投資，不僅使這些地方舊貌換新顏，也使以建筑業為中心的地方經濟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這是日本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政府對港口、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對完善投資環境、促進物流暢通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有，促進制度與法律建設。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而法治所保障的政治清明與交易成本的下降，是日本能夠順利發展的另一項重要保證。日本的法律繁雜，日本人對法律也較為尊重，以法律為準繩，輔之以社會規則，整個日本社會呈現秩序井然的景象。雖然在外界看來，這樣的日本社會缺乏靈活性，特別表現在如“3·11”地震那樣的危機情況下，“無法律依據而不為”顯得過于死板，但在平時，秩序性可以大大削減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為投資、交易提供可以預期的前景。
日本為何陷入長期停滯
以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為轉折點，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停滯。從根本上說是由日本模式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
外向型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
上世紀80年代，日本著名的“前川報告”已經警告日本經濟要實現結構性轉型，將發展的重點轉向服務業等，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但時至今日，日本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制造業出口，一旦外需市場出現波動，日本經濟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即便是菅直人和野田內閣所提出來的“經濟增長計劃”，也是將目標瞄準亞洲的新富裕階層，欲借此推動日本產品的出口。
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又恰逢全球化的開端，新興國家從這個時候開始迅速崛起，而新興國家又大多同樣以出口導向型為其發展模式。日本在成為發達國家之后，其各方面的成本均大大高于發展中國家。而且隨著新興國家技術的不斷進步，原先日本占有優勢的機電、電子產品，其領先位置也一步步喪失，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被超過，日本制造業出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最近索尼、松下等相繼出現高赤字，就很能證明這一點。
全球化也意味著資本與產業轉移的門檻大大降低。既然在國內生產面臨高成本的壓力，日本企業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日本企業的海外轉移從大企業起步，現在中型企業也大規模向外走，產業空心化越來越嚴重，直接影響到國內就業與政府稅收，GDP難以增長就情有可原了。
老齡化加速經濟收縮。
老齡化也是日本發展的桎梏。2010年日本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占日本總人口的40%。
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多，直接的影響就是消費萎縮。對于一個現在還依靠外需來維持經濟的國家而言，內需缺乏挖掘潛力，其影響更為致命。老年人有錢，但消費意愿低；年輕人消費意愿高，但缺乏余錢。日本的法律對親屬間的贈與也規定了較高的稅額，這就更削弱了年輕人的購買力。而且，不僅老齡人口增加，總人口也呈現逐步萎縮的趨勢，日本制造業不得不依靠外需，這就使得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更無從著手，延宕至今，導致日本始終處于經濟不斷收縮的困境之中。
對經濟停滯的政府應對
從政府決策的角度看，在進入經濟停滯階段后，關鍵是如何根據新形勢與時俱進，但遺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對策不夠高明，說到底，是改革的滯后。一些人認為，政局不穩是其停滯的原因，但事實上，政局不穩是停滯的果，而非因。
其一，迷信高速增長階段的“投資法寶”。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日本的公共投資比重很高，大約是歐洲國家的10倍。GDP增長的相當大一部分也是靠這種投資來拉動。問題是，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政府仍然認為，目前的問題是需求不足導致的經濟衰退，相信政府投資不僅可以創造需求，還可以創造就業。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不惜大舉增加國債水平，通過投資基建來刺激經濟。如1998～1999年僅擔任了20個月首相的小淵惠三，在其任期內就發行了84萬億日元國債，被稱為“世界第一債務人”。這個階段的政府投資，效率極其低下，無法激活經濟，反而滋生了許多腐敗。其結果只是讓日本債臺高筑。小泉時代曾想扭轉這種趨勢，但遭遇重重阻力，小泉下臺后，無論是自民黨的安倍、麻生，還是民主黨的鳩山、菅直人，實際上仍然在走老路。
其二，對既得利益階層無可奈何。比如官僚，在經濟趕超階段，官僚起到了較為正面的作用，在利益均沾的時代，他們手中握有的重權，民眾也不太在意。然而經濟陷入停頓之后，這種權力就成為經濟活力提升的障礙。議員希望為地方爭取基建項目來爭取選票，于是官僚通過與議員合作，將資金投入該地區，來爭取好處。這是日本版的“跑部錢進”。拮據的財政資源被利益集團隨意分配，必然造成需要的地方無法獲得。同時政府通過各種規定來對行業進行限制，直接損害了經濟的活力；他們也成了抗拒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因為他們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導地位，即使是權威超過歷屆首相的小泉在位時，也無法真正動搖他們手中的權力。
民主制度對改革的阻礙在日本也顯得非常突出。主要表現在執政黨不敢增稅、不敢動老人的福利。日本的公共債務余額已經超過GDP的兩倍，財政拮據，但為了將75歲以上的老年人就醫自身負擔額度從原來的10%提高到20%，就遇到了天大的阻力，從小泉內閣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解決。原因就在于日本的老人群體大，而且他們的投票意愿比年輕人要強很多，誰都不敢惹。
其三，對老齡化與人口減少缺乏正確的應對措施。老齡化與人口減少都是造成需求不足的因素，但并非絕對必然如此。政府因財政拮據，不能靠公共消費來創造需求，那么必須依靠民間需求來推動。兩極分化是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社會的突出現象，這大概也是整個西方社會共有的現象，兩極分化對消費的增長有負面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就是通過再分配來實現較為公平的財產分布，刺激較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欲望。但現實是，日本原本的累進稅制，經過多次減稅后，已經難以起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橋本內閣時將消費稅率提高到5%，曾使景氣恢復的過程中斷，而野田最近提出的將消費稅率從目前的5%提高到2015年的10%，則更有逆累進稅的功能，如果缺乏配套措施，必然會進一步打擊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從而對擴大國內消費產生負面影響。
其四，對進一步開放畏首畏尾。泡沫經濟后日本的衰退，按照辜朝明等經濟學家的看法，是一種“資產負債表式衰退”，表現在企業或者個人在泡沫經濟后因資產大幅縮水導致債務大量增加，企業與個人最理性的做法是將收入修復資產負債表，而非進行再投資。因此，投資不足一直是困擾日本經濟的痼疾。此時最理性的做法應該是引進外資，雖然日本制造業成本高，但有許多行業外資還是愿意進入的。但日本卻對外資始終抱有敵意，對外資進入有許多明的暗的障礙。再比如日本勞動力老化、減少，按常理應該引進勞動力，但匪夷所思的是僅有的幾個勞務引進的窗口比如菲律賓的護工行業，門檻之高令人咋舌，以至于沒有幾個人能夠通過日本有關部門的考試得以進入日本就業。近幾年，日本的首相屢屢說要實現“第三次開國”，意思是要實現更開放的日本，但時至今日，還是說得多，做得少。□(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