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國明：昨天我們媒體對話分會場，首先討論了關于最新的中日雙方的民意測驗，這樣的一個結果，雙方好感度有所下降。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個事實，就是彼此之間都認為中日關系是彼此之間最重要的一個關系，好感度下降這種事情，也可以重視，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不那么特別地高度詮釋。因為無論我們好感還是不好感，我們作為一個近鄰，我們必須要打交道，我們必須要合作，這是一個基本，我們無法搬家，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好鄰居。做好鄰居就有這樣的幾個階段，第一客氣，第二磨合，第三默契。我感到經過七次北京—東京論壇，我們現在正處在磨合向著默契這個方向發展的階段上。

表現之一就是，在我們彼此這樣的一個討論當中，彼此之間有了批評，但同時也有自我批評，在與會者當中，也檢討自己對于對方國家的媒體形象，有所謂的從妖魔化到卡通化，再到正常化這樣的一個發展邏輯。也就是說，我們的媒介在反映對方的國家，對方的國民，對方的政治和經濟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開始的時候是比較按著意識形態，按著某種既定的價值觀去來進行某種有選擇性的解讀的。但是到后來，這個情況相對來說會逐漸地改善。那么我們比如說講到中國的媒介，那么中國的媒介上邊，難道做出來的日本人整天都是在釣魚島上不斷地在炫耀嗎，這樣一種概念性的宣傳本身也是有改進的余地的。當然日本方面也對這個東西也進行了自己的反思，比如說日本在核危機的一些問題上，地震的一些問題上，有些信息的不透明，或者說某些報道的不充分，恐怕也有值得反思的余地，這是非常良好的開端，彼此之間都反思自己，在報道對方的時候，他所受到國家利益的這樣一種牽制之后，他所引起的后果，到底對建立雙方之間的溝通和信任關系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的在于，日本方面的代表認為，在媒介的報道方面，只要受眾是需要的，我們就有責任把所有的事情無條件地去滿足我們的國民，我們的聽眾，我們的觀眾。但是中方認為，這一點實際上是媒介對自己責任的一種放棄，我們都知道從日中調查的數據當中可以看出來，97%以上的國民不能親自到對方的國度里面去實際體驗，也就是說70%的中日國民都是通過媒介來彼此認識對方的。如果在我們這樣一個媒介的構筑對方的印象當中，每天充斥都是對方邪惡的，這樣的一個形象是非常惡心的形象，難道中國也好，日本也好，就是這樣的一種形象嗎？就是一種議程設置，也就是說我們媒體人有滿足知情權的責任，但是更重大的責任是我們討論問題的框架建立在一個大局的基礎之上，到底應該建立一種什么樣的媒介形象，來有助于日中雙方的合作，日中雙方做好鄰居，這是值得思考的，并不是有什么，只要它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我就要無條件的滿足，這是對于媒介責任的一種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