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全國政協(xié)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在第七屆北京-東京論壇上發(fā)表主題演講

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因為無論從中國的利益看，還是從日本的利益看，兩國要友好，可以說是天經(jīng)地義的。從戰(zhàn)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的角度思考問題，這是我們唯一正確的出路。我們經(jīng)常掛在嘴上的，是2000年友好，50年對立的中日歷史關系，還有加上60年的努力。大家都知道和則兩利，斗則兩傷，在這句話的后面我們還應該深究，進一步探索2000年友好的原因是什么，50年對立的原因是什么，這樣才能發(fā)揮積極的方面，克服消極的方面。

2000年友好是中日之間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互相的學習，雖然很多日本朋友很客氣地說，在隋唐時代，中國向日本輸出了很多文化，中國的文字、中國的經(jīng)典著作。但是我們作為中國人也注意到，在文化上，日本是給中國反饋了的，漢字在日本普遍使用，但是由漢字所造成的詞匯，政治詞匯、經(jīng)濟詞匯、自然科學詞匯，很多是日本把它作為一個組合詞又返回中國的，比如說在法律方面，憲法、國際法、商務法、刑法，這都是日本人用漢字，由歐洲的英語變成了中國字。這個在1910年，中國學界曾經(jīng)有一次討論，說是不是應該大量地使用日本漢字的詞匯，有人統(tǒng)計，當時有980個常用詞匯，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詞匯如果今天不用了，我們怎么來表達？所以，日本也是有反饋的，所以2000年的友好，應當認為是互相學習。

那50年對立的原因很明白，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和侵略，和中國人對侵略斗爭的反抗，這些也需要兩國國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明白。但是也不時地雙方表示一些意見。如最近本月，橫濱市就宣布，從明年春季起，橫濱市149所市立的，不是私立的，初級中學使用育鵬社出版的歷史教材，這是一個抹煞戰(zhàn)爭責任的教材。當然日本方面對中國也有意見，昨天陳昊蘇在發(fā)言中也提到了，中國電影不斷地有一種抗日的電影，但是日本朋友對我說，雖然是抗日的電影，內(nèi)容也有變化了，日本人當中也有好人了，也有人不愿意進行戰(zhàn)爭了，也有日本的反戰(zhàn)同盟的故事了，這都是新的變化。

中日關系不斷重復的困難的原因，我們大體上應當說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清楚的，認識也是正確的。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大家更是共同承認的。這次民意的調(diào)查，也說明大多數(shù)調(diào)查對象都認為中日關系對兩國都是重要的，現(xiàn)在的問題就是要逐步尋找解決的路徑，這是我們在座諸位義不容辭的責任，當然也是中日政治家和民眾義不容辭的責任。

如何從大局看待和處理中日問題，這是我們的前途所在。如何以史為鑒，正確地對待歷史問題，正確地處理領土爭議問題。藤井裕久先生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二階堂進先生的秘書。我曾經(jīng)多次和二階堂先生見過面，也訪問過他的家鄉(xiāng)鹿兒島。

他說，當年跟大平（正芳）先生、田中角榮先生和周總理會見，當時沒有外務省的參加。田中角榮先生說：“我們只有談好釣魚島事件，我才能回國，不然我會受到反對。”周恩來總理說：“如果有這樣的命題的話，我們要談多少天，要談多少年？我們的外交公報如何發(fā)表？所以是不是可以交由我們的子孫去做。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我們的子孫會處理得比我們更好。”田中先生說：“那就這樣。”

二階堂進先生說：“沒有人做記錄。今天，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橋本逸男先生在座。橋本，你年輕，你記得這事。”

我把二階堂進先生的這話寫出來了，我問他：“我能夠在中國公開說嗎？”他說：“可以，你發(fā)表文章也可以。”我后來是在一個雜志上寫過這件事，后來給他看了，他說：“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的先人，我們的先輩給我們規(guī)定了道路，我們?yōu)槭裁床蛔吣兀繛槭裁窗堰@件事情給處理的這樣的拙笨，引起這么多的事故，使中日雙方民眾的情緒進一步向上升溫呢？

昨天明石康先生和吳建民先生說，中日雙方要更著眼于雙方有共同利益的大的方面，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對待中日關系積極的態(tài)度，就是著力開發(fā)利益共同點，加強經(jīng)濟結構的互補，協(xié)調(diào)地緣政治的共同立場，地緣政治做不好就變成全球問題，如朝韓問題，我覺得中日之間溝通的還是相當不錯的，要穩(wěn)重地對待領土爭議，避免對一些事件說狠話，做硬事。我們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處理中日關系中的摩擦，不以戰(zhàn)時的關系緊張而犧牲未來，不以局部的事件影響兩國的全面關系，多做有利于和平發(fā)展的努力，不做激化矛盾，擴大緊張的舉動，是中日兩國作為大國應有的基本態(tài)度。

謝謝。

（來源：中國日報網(wǎng) 董瑋 編輯：孫恬 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