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1949年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鮮明對比。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國制度既保持了連續性，又堅持了靈活性，做到了連續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一、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

有效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中國的制度優勢之一是，建立在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年齡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機構的差額選舉。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20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并在5年前進入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國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開展針對性地施政，根本沒有西方新領導人至少長達半年的熟悉情況的階段，也就是西方常說的所謂蜜月期。這實質上就是民眾對政治人物熟悉情況的忍耐期罷了。

相反在耗資巨大、通過大眾投票方式產生領導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性別、種族、形象、是否會作秀和演講、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等，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唯一的從政經歷是州和聯邦的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假如在中國，一位沒有任何基層行政經驗的政協委員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間就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可否勝任？

中國還不存在西方式的憲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現換人或換黨，新的領導者必須等上數月就職后才能展開施政。美國是近兩個月，韓國是近三個月。而一些議會制國家，假如選舉出現爭執或者無一黨占據優勢，則往往長期無法組成政府。比如德國2005年第十六屆聯邦議會選舉，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組成默克爾新一屆內閣。比利時在大選后長達541天處于“無政府狀態”。這個階段可合稱國家權力交接時的空轉期。可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時代，這樣長的空轉期，代價顯然過于高昂。

東西方雖然都是從全國選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卻不能從全國的層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于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并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更造成政策的非連續性。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杰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這也是為什么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去世后，整個西方都在呼喚何時才能再有后來者。而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則完全不存在西方這種體制性弊端。

整體而言，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么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么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于正視現實和注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臺。所以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于西方式的選舉產生領導人的模式。

政治保持獨立并擁有最終的決策權。2013年人代會，中國進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鐵老大”之稱的鐵道部不復存在了。鐵道部由于歷史的原因，其對國民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2003年和2008年也曾試圖對之進行拆分，但在種種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認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難”。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鐵道部最終仍然成為改革的對象，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后走進歷史。